追忆与母亲姨妈和表姐的二三事（01）(第2/3 页)

随之成群来到这座城市，这一举措给之后的上海带来了无法预估的后果。

尽管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正因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城市的平衡也随即被打破，参差不齐的外来人员让上海的犯罪率在短时间内大幅飙升，盗窃与诈骗桉件充斥纸媒，一时间上海市民人人自危，一种思想逐渐蔓延开来。

当时，某些上海人往往偏激地认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潜在的犯罪者，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们，无论他们是善是恶，都将他们一概论之。

但这样的思想在随着外地人与上海本地人的不断交融中失去了话语权。

事实上，除了某些来上海准备捞一笔不义之财的人，大部分的来沪人士都很勤劳，至少比上海许多本地人要勤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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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国家分配工作，习惯了定点定量的工作，他们当时或许根本想不到未来会出现3个外地人同1个上海人竞争一份工作的情况。

当时上海本土的国营企业为了保护上海本地人的权益，只会把5％－10％的工作岗位留给外地人。

而私营企业则不然，他们开始大幅增加外地员工的比例，因为那些外地员工比上海员工更勤勉，更具拼搏意识。

我那作为私营业主的父亲，同样更热衷招聘外地员工。

我的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18岁入伍，参军14年，长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他坚忍、豁达的性格。

退伍后，他在原上海市南市区开了家茶叶外销店，开店初期由于老战友们和邻居们的捧场生意很快就步入正轨，虽不能说日进斗金，但茶叶店每月的盈利是当时我那身居国营企业经理的母亲的月薪的60余倍。

但这样的日子在我7岁那年宣告结束。

我父亲在参军期间便极为热衷慈善，即便是退伍后也会每个月捐些善款以及每三个月献血一次。

在1991年那年，我父亲在外地供货期间在一个流动献血车上献血后染上了乙肝，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染上了乙肝，在回到上海2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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